【学术争鸣】
作者：傅永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8月19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刊发的孙向晨教授撰写的《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以下简称“孙文”）一文，全面地回应了汉语学界对汉语哲学的种种质疑，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汉语哲学的理解，读后多有启发。笔者虽总体上认同孙文的观点，但也有不少疑惑不解之处。反复思考之后，笔者发现，孙文中隐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源自汉语世界生存论经验的普遍性以及汉语所表达的本源性思想的源初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汉语哲学始终要使用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方式表达自身对普遍性哲学问题的关注，普遍的哲学问题可以脱离具体而特殊的民族语言予以抽象的表达，似乎普遍的哲学问题一旦被具体表述在特殊的民族语言中就失去了普遍性，成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哲学和民族性哲学。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特别为那些质疑汉语哲学具有正当性的学者所赞赏。孙文中的这个矛盾之处，某种程度上对文章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造成了一定的反噬后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如何理解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汉语哲学是否会因为自身特殊的语言呈现形式而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消解在特殊语境之中？
的确，在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与表达方式的特殊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近代伊始，欧洲哲学的标准语言是拉丁文，英语和德语都曾经面对这种紧张关系。随着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的哲学家不断使用英语和德语进行写作，让哲学的普遍问题和基本概念以非拉丁文方式呈现，英语和德语才逐渐成为被普遍使用的哲学语言。今日倡导汉语哲学，自然也会面临上述问题。只有让汉语不再仅仅以哲学史方式叙说已经历史性存在的中国哲学问题，而是使用汉语去言说时代提出的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使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和持续涌现的新的哲学概念获得汉语表述方式，“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生成的历史语境才能被消除，在“中国哲学”概念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汉语哲学”概念的正当性也就顺势得到说明。汉语哲学不仅不需要去语境化，相反，哲学的普遍性问题就应当在有着特殊性规定的汉语中语境化地呈现。汉语哲学不仅要拥有自己解决全球性哲学问题之独特的汉语哲学思维透视角度，还要拥有对全球性哲学问题进行分析阐释所需要的系统性汉语言哲学话语系统。因此有必要针对孙文中存在的矛盾现象展开分析对话，以便纾解孙文中存在的矛盾之处，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提供辩护。
8月19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刊发孙向晨教授的《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一文。资料图片
如何理解汉语哲学的普遍性
“汉语哲学”概念出现在中国哲学界，与中国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追问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古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依循西方哲学的架构、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对传统经学中偏重义理阐释部分加以哲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门类。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采用“以西释中”模式，将传统经学中偏重思想性的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经典范式分别纳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类别框架中予以分述，从内容到形式无不透露着“西方范式”的痕迹。而且，“中国哲学”偏重于对传统经学中义理探究部分进行思想史梳理和学术史重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史”，其典型形态是将古典学术的“文史合一”传统改造成用现代哲学语言从事思想的历史叙事的观念史范型。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只是一种学术史、思想史，关注的仅仅是剖辨历史上已有思想，并不关心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也不关注哲学的终极之问——何谓“存在”，那么，用汉语表述有着中国思想特殊性的中国哲学问题就没有合法性疑难。但是，当汉语哲学提出“让哲学说汉语”的任务，汉语语境下的哲学回归智慧本性，致力于探究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汉语能不能不受语境限制地呈现出自己的普遍性，就必然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成为汉语哲学倡导者须倾力解决的难题。
从表述方式上看，汉语哲学是一种“加字”哲学，即在“哲学”前面加上了“汉语”这个限制词。因为这个加字的缘故，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认为汉语哲学就是一种以汉语为本位的思想系统，分析、处理出现在汉语言特殊语境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汉语言哲学”，但它毕竟挣脱不了具体语言的特殊性限制，即，将哲学沉思以及随附性生成的文化精神予以语境化呈现，构造一种特殊化的汉语哲学思想系统。